我曾在那曲工作过10年，1984年8月初，我从西藏财校毕业去那曲的时候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三年前父亲送给我的木箱，那还是我考上中专后，他送给我的礼物，里面装的是一套床上用品、几件衣服和几本书。1994年4月，当我离开那曲去拉萨时，跟随我的除了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、几件家具外，还有300多本书。它们把那个木箱塞得满满的，沉得要4个人才能抬得动。此外还有4个装大米的麻袋，里面也全是书。这些书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最美好的韶华时光，每当看到它们就特别激动，脑袋里马上会浮现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曲青藏公路与黑昌公路交会的地方是个十字路口，它的东边有条街，有好几百米长，一直延伸到了地区交通局大门口。街上有粮店、银行、邮局、百货公司、副食品公司，在计划经济时期，这条街可厉害着呢，那曲镇几万居民的生活全由它掌管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

街的中段，在银行与邮局之间，有一个低矮的土房，墙上涂了一层深灰色的泥巴，远远望去，灰头土脸的，与街上的建筑很不搭调，这间土房就是那曲地区新华书店。

说到书店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，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喜欢看书，养成了买书的习惯。

他叫袁杰，是当时单位办公室主任，我们是邻居。袁主任的文笔很好，写一手好文章，地区很多重要材料，大都由他执笔完成，是地区有名的“秀才”。

他的房里除了一张钢丝床、一个牛粪炉和一张书桌外，最醒目的就是靠在墙上的两个书柜，里面全是书。那时晚上经常停电，点上一盏汽灯，炽热的白光映在书脊上，变幻成缤纷的色泽，还有一抹抹光晕，整个房间顿时弥漫着迷人的气息，让人心灵格外充盈。

袁主任很喜欢我，我曾告诉他，自己不愿意干会计，想去业务科室，他很支持我的想法。于是就常常安排我写请示、报告这类的小材料，可那时我的文字基础实在太差了，连这些小东西都写不出来。勉强写出来了，也会遭到被“枪毙”的命运。但袁主任并不气馁，我把材料写出来后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帮我修改，材料如果要得急，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由他口授，我用笔记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下，我的文字水平确实提高的很快。就这样过了大半年，我能独自起草一些小型文字材料了，还被单位推荐成为西藏日报通讯员，很快调到了业务科室，实现了最初的心愿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记得那是1985年8月初的一天，地委下了一个通知，调袁主任去筹备地区经济开发公司。消息来得突然，想到要跟他分别，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。有天晚上，他把我叫到他屋里，告诉我说他要搬家了，他指着一个已经腾空的书柜说：“这个柜子送给你留作纪念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多看书、多买书！”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感动得啥话也说不出来。袁主任搬走后，因为他常年在北京、成都出差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。

那曲这个书店外形虽然有点寒酸，可进去后会给人一种温暖。先说书店当中那个特大号的牛粪炉子吧，冬季的那曲离不开火炉，去书店的路上，有时要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，等走到书店门口，人已经被冻得全身麻木了。

这个时刻，牛粪炉的作用可大了，你刚把脚迈进书店门槛，立刻会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，觉得好像一下子钻进了热被窝。接着，会立刻奔向熊熊燃烧的火炉，恨不得把它抱在胸前，烤热了前身，再烤后背，等到身子暖和起来了，才会到书柜前看书。所以那曲人民常说，“牛粪是个宝，冬天少不了！”

我跟那曲书店很有缘，1986年10月，单位派我乘坐书店的解放牌卡车去林芝拉苹果。还有一年，书店会计休假，我还帮他们做过半年账，所以书店的同志我都熟悉。经常打交道的那几个营业员大姐，早就把我当成了朋友。她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，是那曲本地人，有着牧区人的淳朴和欢乐的天性。她们很爱跟我开玩笑，内容多半是要做媒，给我找个美丽的那曲姑娘当老婆。

每个季度，书店都会收到全国很多出版社的订书单，书店的同志如果看到有好书了，一定会想到我。

一旦书店有我喜欢的新书到了，营业员大姐就会打电话到单位通知我，如果我下乡了，他们会把书给我留着。有一年，我回内地休了半年假，刚走不久，阿城写的《棋王》这本书就到了。他们得知我去休假了，就把这本书用报纸包好，放在库房的桌子抽屉里。等我回来，她们拿给我拆开看时，书页里净是灰尘，让我十分感动。这本书后来跟我走了不少地方，不光是因为书写得好，更多的是因为它里面有情感。这本书就是一个缩影，把我在那曲生活期间，那曲的领导、同事、朋友们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，都浓缩在里面了，对我来讲，它已经不再是一本普通的书了。